来源 sohu BBS
对话语录：
 
　　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、律师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，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

　　这么多年，我们经常看到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中国人，看到他们就刺激他们、打压他们，目的是想让他们加入到我们这儿来工作，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。

　　中国律师可能平均一个合伙人收外国客户四五百美元一小时，但外国律师提供的服务未必比我们更有效，他的收费可能就是一千、八百美金一小时，这对市场的侵略和影响还是挺大的。

　　在美国创立首个中国律师事务所

　　本报记者：1999年，你在美国硅谷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律师事务所，现在回想一下，这对于你个人和中国律师行业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王俊峰：当时在硅谷设立分所，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希望有个窗口，能更多地了解学习，能非常深刻地观察。在美国硅谷，有很多华人的高科技公司，也有中国公司要到那里投资，当地很多美国企业也希望了解中国法律市场环境。我们希望我们是个窗口、是个桥梁，希望通过几年的发展，能伴随着中国走向国际的脚步，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，同时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，我觉得是个尝试，是最初始的国际化、全球化环境下的一个应对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在硅谷设立律师事务所后，当时美国当地有什么反响？

　　王俊峰：那个时候，中国律师行业在国际律师行业里还很弱，美国对我们在硅谷设立中国律师事务所，基本的态度是积极、关注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但对国内、亚洲法律服务行业有点压力，中国律师象中国企业一样早晚有一天会走出去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你们现在在美国有自己的分所，与美国当地的律师事务所相比，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？

　　王俊峰：作为窗口、桥梁，我们的律师事务所重点是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，也在做些市场开拓，让当地的美国人了解中国，还构不成对当地律师事务所的直接竞争、直接威胁。当然，通过窗口，我们可以学习。与2000年相比，我们现在有了很大进步，逐渐建立、形成了很好的客户基础，建立了很多的业务网络，我们也设立了纽约分所，我们是唯一的在美国东岸、西岸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。
　　
　　本报记者：你们的律师事务所创建立14年来，你所感觉到的国家在法律建设方面的变化和公民的法制观念、对法律的依赖程度的变化是什么？

　　王俊峰：这方面感触较深，用一句话概括，感觉法制建设、变化特别快。首先，从立法角度，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，法律很少，到现在，从全国人大到地方人大特别是最近两年，立法脚步又加快，而且向比较深层次发展，近两年，有好几个新的法律颁布实施，比如《企业破产法》、《反垄断法》、《物权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。法制是和民主、人权密不可分的，比如物权法，直接涉及了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，我们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在国外来看，就象空气和水一样那么普通的观念，而在我们国家却经历了几十年，但它一旦确立下来了，对国家发展、进步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对老百姓也有着深层影响。

　　比如，楼房以前说用50年或70年就没了，那老百姓就没安全感了，对开发商也一样有影响，这个楼既然只用70年，那开发商盖这个楼，在质量上也就不考虑百年大计了等等，另外，这种法律唤醒了或者说加强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。比如说，物权法公布后，老百姓打官司的多了，老百姓法律意识提高了，劳动法施行后，更关注劳动者的劳动权，用人单位不能随便解雇劳动者了。这些基础性的、框架式的法制基石性方面的进步标志着我们国家新时代的开始，这对加强老百姓真正的主人翁意识、独立的公民意识有着特殊的意义，也确确实实加强了社会和老百姓对法制的依赖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。
 
如果律师业被外资控制

　　本报记者：前段时间，外资的法律服务机构开始进入中国，开始拿走涉及商业机密、技术机密的案子，你认为中国的律师行业该怎样应对这些问题？

　　王俊峰：我觉得整个国家、行业普遍地对这个问题觉醒和意识不够。法律服务表面看是社会服务的一部分，但实际上法律通过企业窗口渗透得很厉害。除了法律之外，还有会计师行业。十几年来，国际会计师巨头占领了国内80%以上会计、审计行业的高端领域，把本土会计师打得落花流水，中国的会计师依附在他们身上在下游工作。中国不像一般的小国家，小国家的国际影响不大，但中国的崛起对整个世界的和平、东西方的平衡是有巨大意义的。在这个背景下，我们国家的软服务领域应该有高度的意识，对发展要有前瞻性。

　　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完全放开外资法律服务机构在国内的法律服务，有的外国律师事务所甚至是非法执业的，做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做的事情。这有两方面原因，一是我们国家对外国法律服务机构监管、限制不够，二是深层次地反映出我们国内律师事务所发展水平比较低。由于绝大多数中国律师事务所国际化程度比较低，法律服务产品比较单一，外国律师事务所就来大行其道了，如果现在对他们不加限制的话，国内的律师事务所就会一直无法抬头。我觉得，一方面，我们还要开放，看到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国际经济、社会舞台上发挥作用的积极意义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一定要有意识进一步发展我们自身。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、律师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，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，因为现在的法律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，包括军工、高科技领域。国内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的产品基本上在中下端，高端的服务产品都被国外律师事务所把控。我觉得，整个行业、国家及主管部门一定要对这个局面有很好的、清醒认识，并应有所应对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你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在这方面有所应对吗？

　　王俊峰：金杜律师事务所自创立那天起，就注重从国际市场上吸纳精英。我们的法律服务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，